能吃苦不怕累的“鐵姑娘”曾是中國社會女性形象代表
說起“鐵姑娘”，如今的90後、00後們可能覺得格外陌生。但對於已經花甲之年的50後長輩，“鐵姑娘”卻是最鮮明的時代標記，刻畫了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人們的性別觀念和審美。
“鐵姑娘”最早出現於五十年代末“大躍進”時期，國家動員農村和城市的廣大婦女走出家門，參與農業合作化運動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。壹時間，湧現出大量婦女積極分子，人們把這些幹活不怕苦、不怕累的農村未婚女青年，稱為“鐵姑娘”，這個詞和“鐵老太 ” ,“ 鐵大嫂”，“ 穆桂英”，“花木蘭”等壹起，登上《人民日報》的報道，逐漸流行開來。
當然，人民對“鐵姑娘”形象最典型的記憶，恐怕要屬郭鳳蓮代表的大寨“鐵姑娘”們。1964年，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年僅十六歲的郭鳳蓮，和其他同齡的二十多個女孩組成“鐵姑娘”隊投入農忙勞動高潮。她們不但能夠和男青年壹樣猛打猛沖，經受各種考驗，還曾單獨超額完成割蒿十萬斤的光榮任務，幫助大寨奪取了大豐收。1965年3月8日的人民日報文章《大寨精神 大寨婦女》對她們高度贊譽，使郭鳳蓮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。
文革中，大寨的“鐵姑娘”和大慶油田的女鉆井隊，人民公社的女拖拉機手、“颯爽英姿的女民兵”等壹起，被樹立為革命婦女楷模，成為這壹時期中國社會女性形象的代表。
文革結束，“鐵姑娘”開始被厭棄，成為男人不敢喜歡的女性
然而，風光壹時的“鐵姑娘”，在今天卻已經被人遺忘。即便是那些還記得這個詞的人，想起她，那感覺恐怕也是尷尬多於喜愛。對“鐵姑娘”的集體性遺忘，要從文革結束時說起。
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以來流行的傷痕文學，不乏從第壹人稱視角，描述那個年代對女性特征、愛情與性的壓抑。在很多當年的知青看來，“鐵姑娘”代表“男女都壹樣”的激進議程，罔顧婦女的生理局限和個人意願，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，犧牲很多婦女的健康，是毛時代高壓政治的產物，必須被扔進歷史垃圾堆。
那個時代的大眾文化，也表達了人們從情感上對“鐵姑娘”的厭倦甚至恐懼。
1979年，姜昆、李文華的相聲裏，就曾傳神地描述出那個年代人們對於“鐵姑娘”的印象：
姜昆：“俺隊有個鐵姑娘，鐵手、鐵腳、鐵肩膀，拳頭壹攥嘎蹦蹦，走起路來震天響，壹拳能把山砸開，壹腳能讓水倒淌！”
李文華：這是大姑娘？
姜昆：這是二郎神。這樣的姑娘妳敢喜歡嗎？
可見，從那時起，“鐵姑娘”就已經被認定是男人不敢喜歡、不受歡迎的女性。這樣的大眾流行文化，凸顯了男性主導的審美價值觀：女人沒有“女人”味兒，不像女人，不溫柔，她們變得粗糙，這是違背“人性”的。
對“鐵姑娘”的摒棄，不僅僅是壹種對革命厭倦的副產品，也不見的是老百姓完全“自發”的情感。“鐵姑娘”黯然失色過程，和資本對女性身體的“性化”以及知識階層對勞動工農的拋棄，是緊緊聯系在壹起的。
1980年，北京大學中文系女生、作家張蔓玲提出，停止把女性身體當做勞動力來看待，要重塑“東方女性美”。她反對文革中那種男性化的女性形象，認為過去的政治鬥爭犧牲了人們的個人幸福，現在需要重提女性美，把人性、情感，和幸福感，帶入新的政治議程。女大學生應該作為全國女性的模範，把自己培養成美麗、聰明、溫柔的女性。女性壹方面要進步，壹方面也要保持傳統美德。
張蔓玲這樣的想法很有代表性：對於女性的審美，在文革之後，從國家生產動員的視角，切換到精英男性對女性的消費視角，否定女性作為勞動力的存在，強調性化的女性身體，以及作為男人審美客體的功能。這樣的觀點，從張蔓玲這樣有知識的年輕女性口裏說出來，說明這種觀念早在80年代初，已經成為社會主流，影響深遠。此後三十年，中國女人以城市中產階級年輕女性為首，在市場經濟、商品化大潮的配合下，用化妝、美容、整容、流行服飾消費的手段，成功地把自己的身體鍛造為滿足男性欲望的客體。新女性的理想形象，是白天妝容精致的辦公室白領麗人，晚上回家系上圍裙、溫婉賢淑的家庭主婦。而那些農村婦女和城市邊緣的打工女性、老年女性，因為沒有金錢和時間去按新的審美打造自己，而漸漸成為新時代裏“土氣”的“大媽”，成為各種相聲、小品裏，被奚落、嘲諷的對象。
在這種勢不可擋的社會變革之下，那種“擦去性別標記”，要求跟男人壹樣去勞動、去鬥爭的“鐵姑娘”精神，越發顯得可笑、荒唐、格格不入。最近，作家韓少功在新作《暗示》中就表達了他對“鐵姑娘”的憐憫：
“女生們穿上了這種破棉襖，雖然枕邊藏著小說與哲學，但壹個個比農民還農民，跳下糞池掏糞，跳到泥水裏打樁，把病了的豬仔摟在懷裏當寶貝暖著，常常搶著做農民都不願做的臟活和累活，有壹種臟和累的使命感。”
“比農民還農民”的鐵姑娘，又臟又累的鐵姑娘，代表了知青與工農結合的鐵姑娘——註定要被改革開放、全球資本的滾滾大潮拋開，直至完全遺忘。
對許多“鐵姑娘”們來說，走出家門跟男人比成績是壹生中最快樂的體驗
然而，我們對“鐵姑娘”及其背後性別政治的認識，並不能只停留在批判和憐憫這壹層。
金壹虹教授的《“鐵姑娘”再思考——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》和美國學者韓起瀾（Emily Honig)的研究都認為，“鐵姑娘”女性形象的樹立，在當時的歷史階段，有著積極意義。它打破了“男主外、女主內”的傳統性別分工，對促進婦女進入公共領域就業有壹定積極作用。仔細辨析，不難發現對“鐵姑娘”歷史實踐的否定，大部分來自文革後的男性和年輕女性知識分子，而甚少有人從“鐵姑娘”當事人的角度，去理解她們的個體經驗。金壹虹老師通過對“鐵姑娘”們的訪談發現，雖然那個年代，體力上受累吃苦，但精神上有壹種榮譽感和滿足感。因為，在鼓勵“鐵姑娘”的年代，壹個平凡、普通的年輕女孩，可以通過參加集體勞動，政治上追求進步，得到社會的尊重和獎勵。農村的很多婦女，也認為“大躍進”時，鼓勵她們走出家門去生產、跟男人比成績，是壹生中最難忘、快樂的體驗。
這種通過勞動來爭取更多空間、資源的女性體驗，在今天這個越發“拼爹、看臉”的年代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所以，客觀地來看“鐵姑娘”問題，我們不應該只強調它無視性別差異，讓人過度勞動的壹面，也應該從當事人的角度，把自己置身於那個歷史情境中去考慮。鐵姑娘們不是傻子，不是瘋子，她們在時代能給予的極其有限的資源和空間裏，通過自己的努力，打破傳統性別桎梏，走出不壹樣的人生道路。
“鐵姑娘”模式最大的問題在於，她雖然指出壹條“不靠臉、不靠爹”的路，但卻幾乎是唯壹壹條路。這壹模式拒絕承認人與人之間的體質、心理差異。不過，看待所謂“生來的體質差異”，我們也要小心，不可跌入性別二元對立的陷阱。人與人之間千差萬別，有沒有Y染色體（通常是生理上是否為男性的標誌），只是解釋體能、體力、耐力差異的眾多因素中的壹個而已。女性整體上顯得體力不如男性，與整個社會教育體系裏，對女性的束縛和規訓也有關系。而在個體層面，我們生活中，也經常見到見體力差、不愛運動的男性，和反過來體力非常好的女性，因此皆不可壹概而論。
這壹點，在“鐵姑娘”時代，也得到很好的印證。很多“鐵姑娘”回憶，當她們成立女子隊，分開來跟男人比幹活時，她們發現，同等時間、同等人數，姑娘隊幹的農活，比男性還多、還好。另壹方面，別說是女人受不了重體力活，就是男人，又有幾個能成為“鐵人”王進喜？ 在任何情況下，拼命的、做粗活重活的，都只能是少數。
今有“女漢子”過去有“鐵姑娘”，女人是可以千姿百態的
為“鐵姑娘”鳴冤，並不是提倡回到那個大幹快上、忽視個體的年代，而是想問：為什麽在那樣的時代，女人可以不必“像女人”，可以有在今天看來，都非常解放的性別認同？而如今，越來越多的女孩被化妝品包圍，拼命把自己裝扮成壹個“軟妹”，去追求和男友之間的“最萌身高差”，生怕自己的女性柔美氣質不夠突出。
有人會說，但是今天也有“女漢子”啊？
誠然，“女漢子”本身的存在，說明今天有些女孩也不屑於服從男權主流性別的規訓，在生活裏展現出更多獨立、自強、中性的氣質。
但其實“女漢子”的說法，還是把人們觀念裏的所謂“男性特質”，作為壹個潛在標準。女孩子壹旦做出與這個標準吻合的行為，比如穿衣簡潔休閑、運動細胞發達、做事果斷強悍等等，就立即被歸類為“漢子”，而不再是壹個“女人”。所以，雖然“女漢子”貌似在挑戰單壹的性別角色審美，但這個挑戰還是在男權設定好的框架內，是將女子與標準男性比照。
這樣壹種對男、女的本質化認識，極為不妥。 有肌肉、敢大膽發言、自己修燈泡、修電腦……這些優點跟是不是“漢子”沒半毛錢關系。 女人之間千差萬別，男人之間也千差萬別。勇敢、獨立、自信，應該是每個人對自己的基本要求。
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：“鐵姑娘”到底過時了麽？如果我們把“鐵姑娘”理解成壹種社會規範，要求每個女生都要拼體能、忽視自身特點，那這種千篇壹律、無視個體自由的議程，當然是不可取的。時代不會重來，無視個體差異，違反客觀生理規律， 通過統壹、霸權的方式來強迫解放“女人”，是不對的。但是，如果我們把“鐵姑娘”所承載的歷史經驗，當做對當下批判的壹種思路、對未來想象的壹種資源——認為“女人”不壹定就要柔弱、嫵媚，“姑娘”是可以千姿百態的，那麽，“鐵姑娘”的文化意涵，就沒有過時。也就是說，對不同性別秩序和審美的想象，不應該過時。在新的時代， 我們應該繼續開拓新的話語空間和想象場域。符合男權審美，絕不是女人唯壹的出路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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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人不敢喜歡的“鐵姑娘”
能吃苦不怕累的“鐵姑娘”曾是中國社會女性形象代表
說起“鐵姑娘”，如今的90後、00後們可能覺得格外陌生。但對於已經花甲之年的50後長輩，“鐵姑娘”卻是最鮮明的時代標記，刻畫了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人們的性別觀念和審美。
“鐵姑娘”最早出現於五十年代末“大躍進”時期，國家動員農村和城市的廣大婦女走出家門，參與農業合作化運動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。壹時間，湧現出大量婦女積極分子，人們把這些幹活不怕苦、不怕累的農村未婚女青年，稱為“鐵姑娘”，這個詞和“鐵老太 ” ,“ 鐵大嫂”，“ 穆桂英”，“花木蘭”等壹起，登上《人民日報》的報道，逐漸流行開來。
當然，人民對“鐵姑娘”形象最典型的記憶，恐怕要屬郭鳳蓮代表的大寨“鐵姑娘”們。1964年，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年僅十六歲的郭鳳蓮，和其他同齡的二十多個女孩組成“鐵姑娘”隊投入農忙勞動高潮。她們不但能夠和男青年壹樣猛打猛沖，經受各種考驗，還曾單獨超額完成割蒿十萬斤的光榮任務，幫助大寨奪取了大豐收。1965年3月8日的人民日報文章《大寨精神 大寨婦女》對她們高度贊譽，使郭鳳蓮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。
文革中，大寨的“鐵姑娘”和大慶油田的女鉆井隊，人民公社的女拖拉機手、“颯爽英姿的女民兵”等壹起，被樹立為革命婦女楷模，成為這壹時期中國社會女性形象的代表。
文革結束，“鐵姑娘”開始被厭棄，成為男人不敢喜歡的女性
然而，風光壹時的“鐵姑娘”，在今天卻已經被人遺忘。即便是那些還記得這個詞的人，想起她，那感覺恐怕也是尷尬多於喜愛。對“鐵姑娘”的集體性遺忘，要從文革結束時說起。
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以來流行的傷痕文學，不乏從第壹人稱視角，描述那個年代對女性特征、愛情與性的壓抑。在很多當年的知青看來，“鐵姑娘”代表“男女都壹樣”的激進議程，罔顧婦女的生理局限和個人意願，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，犧牲很多婦女的健康，是毛時代高壓政治的產物，必須被扔進歷史垃圾堆。
那個時代的大眾文化，也表達了人們從情感上對“鐵姑娘”的厭倦甚至恐懼。
1979年，姜昆、李文華的相聲裏，就曾傳神地描述出那個年代人們對於“鐵姑娘”的印象：
姜昆：“俺隊有個鐵姑娘，鐵手、鐵腳、鐵肩膀，拳頭壹攥嘎蹦蹦，走起路來震天響，壹拳能把山砸開，壹腳能讓水倒淌！”
李文華：這是大姑娘？
姜昆：這是二郎神。這樣的姑娘妳敢喜歡嗎？
可見，從那時起，“鐵姑娘”就已經被認定是男人不敢喜歡、不受歡迎的女性。這樣的大眾流行文化，凸顯了男性主導的審美價值觀：女人沒有“女人”味兒，不像女人，不溫柔，她們變得粗糙，這是違背“人性”的。
對“鐵姑娘”的摒棄，不僅僅是壹種對革命厭倦的副產品，也不見的是老百姓完全“自發”的情感。“鐵姑娘”黯然失色過程，和資本對女性身體的“性化”以及知識階層對勞動工農的拋棄，是緊緊聯系在壹起的。
1980年，北京大學中文系女生、作家張蔓玲提出，停止把女性身體當做勞動力來看待，要重塑“東方女性美”。她反對文革中那種男性化的女性形象，認為過去的政治鬥爭犧牲了人們的個人幸福，現在需要重提女性美，把人性、情感，和幸福感，帶入新的政治議程。女大學生應該作為全國女性的模範，把自己培養成美麗、聰明、溫柔的女性。女性壹方面要進步，壹方面也要保持傳統美德。
張蔓玲這樣的想法很有代表性：對於女性的審美，在文革之後，從國家生產動員的視角，切換到精英男性對女性的消費視角，否定女性作為勞動力的存在，強調性化的女性身體，以及作為男人審美客體的功能。這樣的觀點，從張蔓玲這樣有知識的年輕女性口裏說出來，說明這種觀念早在80年代初，已經成為社會主流，影響深遠。此後三十年，中國女人以城市中產階級年輕女性為首，在市場經濟、商品化大潮的配合下，用化妝、美容、整容、流行服飾消費的手段，成功地把自己的身體鍛造為滿足男性欲望的客體。新女性的理想形象，是白天妝容精致的辦公室白領麗人，晚上回家系上圍裙、溫婉賢淑的家庭主婦。而那些農村婦女和城市邊緣的打工女性、老年女性，因為沒有金錢和時間去按新的審美打造自己，而漸漸成為新時代裏“土氣”的“大媽”，成為各種相聲、小品裏，被奚落、嘲諷的對象。
在這種勢不可擋的社會變革之下，那種“擦去性別標記”，要求跟男人壹樣去勞動、去鬥爭的“鐵姑娘”精神，越發顯得可笑、荒唐、格格不入。最近，作家韓少功在新作《暗示》中就表達了他對“鐵姑娘”的憐憫：
“女生們穿上了這種破棉襖，雖然枕邊藏著小說與哲學，但壹個個比農民還農民，跳下糞池掏糞，跳到泥水裏打樁，把病了的豬仔摟在懷裏當寶貝暖著，常常搶著做農民都不願做的臟活和累活，有壹種臟和累的使命感。”
“比農民還農民”的鐵姑娘，又臟又累的鐵姑娘，代表了知青與工農結合的鐵姑娘——註定要被改革開放、全球資本的滾滾大潮拋開，直至完全遺忘。
對許多“鐵姑娘”們來說，走出家門跟男人比成績是壹生中最快樂的體驗
然而，我們對“鐵姑娘”及其背後性別政治的認識，並不能只停留在批判和憐憫這壹層。
金壹虹教授的《“鐵姑娘”再思考——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》和美國學者韓起瀾（Emily Honig)的研究都認為，“鐵姑娘”女性形象的樹立，在當時的歷史階段，有著積極意義。它打破了“男主外、女主內”的傳統性別分工，對促進婦女進入公共領域就業有壹定積極作用。仔細辨析，不難發現對“鐵姑娘”歷史實踐的否定，大部分來自文革後的男性和年輕女性知識分子，而甚少有人從“鐵姑娘”當事人的角度，去理解她們的個體經驗。金壹虹老師通過對“鐵姑娘”們的訪談發現，雖然那個年代，體力上受累吃苦，但精神上有壹種榮譽感和滿足感。因為，在鼓勵“鐵姑娘”的年代，壹個平凡、普通的年輕女孩，可以通過參加集體勞動，政治上追求進步，得到社會的尊重和獎勵。農村的很多婦女，也認為“大躍進”時，鼓勵她們走出家門去生產、跟男人比成績，是壹生中最難忘、快樂的體驗。
這種通過勞動來爭取更多空間、資源的女性體驗，在今天這個越發“拼爹、看臉”的年代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所以，客觀地來看“鐵姑娘”問題，我們不應該只強調它無視性別差異，讓人過度勞動的壹面，也應該從當事人的角度，把自己置身於那個歷史情境中去考慮。鐵姑娘們不是傻子，不是瘋子，她們在時代能給予的極其有限的資源和空間裏，通過自己的努力，打破傳統性別桎梏，走出不壹樣的人生道路。
“鐵姑娘”模式最大的問題在於，她雖然指出壹條“不靠臉、不靠爹”的路，但卻幾乎是唯壹壹條路。這壹模式拒絕承認人與人之間的體質、心理差異。不過，看待所謂“生來的體質差異”，我們也要小心，不可跌入性別二元對立的陷阱。人與人之間千差萬別，有沒有Y染色體（通常是生理上是否為男性的標誌），只是解釋體能、體力、耐力差異的眾多因素中的壹個而已。女性整體上顯得體力不如男性，與整個社會教育體系裏，對女性的束縛和規訓也有關系。而在個體層面，我們生活中，也經常見到見體力差、不愛運動的男性，和反過來體力非常好的女性，因此皆不可壹概而論。
這壹點，在“鐵姑娘”時代，也得到很好的印證。很多“鐵姑娘”回憶，當她們成立女子隊，分開來跟男人比幹活時，她們發現，同等時間、同等人數，姑娘隊幹的農活，比男性還多、還好。另壹方面，別說是女人受不了重體力活，就是男人，又有幾個能成為“鐵人”王進喜？ 在任何情況下，拼命的、做粗活重活的，都只能是少數。
今有“女漢子”過去有“鐵姑娘”，女人是可以千姿百態的
為“鐵姑娘”鳴冤，並不是提倡回到那個大幹快上、忽視個體的年代，而是想問：為什麽在那樣的時代，女人可以不必“像女人”，可以有在今天看來，都非常解放的性別認同？而如今，越來越多的女孩被化妝品包圍，拼命把自己裝扮成壹個“軟妹”，去追求和男友之間的“最萌身高差”，生怕自己的女性柔美氣質不夠突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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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然，“女漢子”本身的存在，說明今天有些女孩也不屑於服從男權主流性別的規訓，在生活裏展現出更多獨立、自強、中性的氣質。
但其實“女漢子”的說法，還是把人們觀念裏的所謂“男性特質”，作為壹個潛在標準。女孩子壹旦做出與這個標準吻合的行為，比如穿衣簡潔休閑、運動細胞發達、做事果斷強悍等等，就立即被歸類為“漢子”，而不再是壹個“女人”。所以，雖然“女漢子”貌似在挑戰單壹的性別角色審美，但這個挑戰還是在男權設定好的框架內，是將女子與標準男性比照。
這樣壹種對男、女的本質化認識，極為不妥。 有肌肉、敢大膽發言、自己修燈泡、修電腦……這些優點跟是不是“漢子”沒半毛錢關系。 女人之間千差萬別，男人之間也千差萬別。勇敢、獨立、自信，應該是每個人對自己的基本要求。
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：“鐵姑娘”到底過時了麽？如果我們把“鐵姑娘”理解成壹種社會規範，要求每個女生都要拼體能、忽視自身特點，那這種千篇壹律、無視個體自由的議程，當然是不可取的。時代不會重來，無視個體差異，違反客觀生理規律， 通過統壹、霸權的方式來強迫解放“女人”，是不對的。但是，如果我們把“鐵姑娘”所承載的歷史經驗，當做對當下批判的壹種思路、對未來想象的壹種資源——認為“女人”不壹定就要柔弱、嫵媚，“姑娘”是可以千姿百態的，那麽，“鐵姑娘”的文化意涵，就沒有過時。也就是說，對不同性別秩序和審美的想象，不應該過時。在新的時代， 我們應該繼續開拓新的話語空間和想象場域。符合男權審美，絕不是女人唯壹的出路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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